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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史话

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

文章来源:中国医药网 发布时间:2015-12-11 11:09:45 浏览次数:

      中医药学,源远流长,宝藏丰富,象征着几千年来,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。
 
    《史记•补三皇本纪》说:“神农氏以赭鞭(一种红色的竹根)鞭(此意为采掘)草木,始尝百草,始有医药。”可见早在原始社会,我国的先民们,就已有了医药活动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,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,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,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 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,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。
 
   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。原始时期,史载神农之外,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, 大致有伏羲、黄帝、僦季贷、 歧伯、雷公、桐君、鬼臾区、俞跗、少俞、伯高等人。这些人肇开洪基,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,开出了一线光明。
 
    春秋时期,巫术盛行。医巫原自不分,《尚书》有云:“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。”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,以至《说文解字》有“古者,巫彭初作医”的说法。 然而巫医治病,也并非全然 不用药物,如《山海经•海内西经》就说:“开明者,有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……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。”
 
    周王朝时,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,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,巫、医开始分道扬镳。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,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。《周礼•天官冢宰》记载,当时有食医中士二 人,疾医中士八人,疡医下士八人,兽医下士四人,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,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。
 
    在药物剂型上,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,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。伊尹为商汤时大臣,他所发明的汤药,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,提高药效,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,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
 
    这一时期,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“病入膏肓”的医学典故。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,诊断结果,医缓认为:“疾不可为也,在盲之上,膏之下。攻之不可,达之不及,药不至焉,不可为也。”
 
    值得重视的是,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,这时也已渐露端倪。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,曾经这样议论说:“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,发为五色,征为五声,淫生六疾。六气曰:阴、 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,序为五节,过则为灾。阴淫寒疾,阳淫热疾,风淫末疾,雨淫腹疾,晦淫惑疾,明淫心疾。”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,而导致神志惑乱。医和提出的“六气致病说”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,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“鬼神致病说”的羁绊,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,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 
    此外,议论中阴阳、五 味、五色、五声等概念的形成,说明在春秋时期,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。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,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,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,其标志是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。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的辨证施治原则,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。此外,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,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,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,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。
 
    魏晋南北朝时,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王叔和整理编次《伤寒论》和撰写《脉经》,皇甫谧编著《针灸甲乙经》,以及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和雷敦的《炮炙论》等,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。这一时期,由于战乱频繁,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,因此,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。比较著名有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,陈延之《小品方》、《范汪方》,姚僧垣《直验方》和无名氏《刘涓子鬼遗方》等。
 
    其中《刘涓子鬼遗方》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。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,在医学理论、方剂药物、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,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 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,如巢元方等编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,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、病理、症状等,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。
 
    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,从基础理论、临床各科,到养生保健,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,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此外,杨上善、王冰对《内经》的阐发,王焘《外台秘要》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,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 
    药物学方面,唐政府组织编写的《新修本草》,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,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。其时,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,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——太医署。
 
    宋金元时期,在解剖学、诊断学、病因学、法医学,以及临床各科和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诸方面,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。由于政府重视,宋王朝创立了校正医书局,对历代传世的重要医籍,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校正,刊行出版;为保存和传播中医典籍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 
    这一时期,还由官方出面组织力量,编写了《开宝本草》、《嘉祐本草》、《本草图经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、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本草方剂专书。
 
    降至金元,医学上的最大成就,就是学术流派的空前繁荣。当时,刘完素提出火热论,著述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等;张从正提出攻邪论,著述有《儒门事亲》行于世;李杲提出脾胃论,著述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等;朱震亨提出相火论,著述有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等。刘、张、李、朱;医史上称之为“金元四大家”,可见其时学术争鸣的一斑。
 
    明代,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,这是我国药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部巨著,后来被译成日、朝、拉丁、英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,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。《本草纲目》之外,明王朝对于中医学有较大贡献的,还有吴有性著《温疫论》,创“戾气”致病学说。这是17世纪在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见。它为清代祖国医学在温病领域里的开拓崛起,起到了先导作用。
 
    这一时期,还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医学全书,其中享有盛名而至今仍为医家推崇的则数张介宾《景岳全书》为最。
 
   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。这一时期,祖国医学的最大成就,是形成了与伤寒学说相羽翼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理论——温病学说,从而丰富了祖国医学对于外感热病治疗的手段和经验。其时叶天士著《温热论》,薛生白著《湿热条辨》,吴鞠通著《温病条辨》,王孟英著《温热经纬》,洋洋洒洒,蔚为大观。
 
    温病学说之外,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和吴尚先《理瀹骈文》,也在中医学发展中各树一帜。王清任注重实践,不仅在解剖学及研究医学的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,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活血化瘀和益气活血的方剂,扩大并深化了祖国医学对于瘀血病症的认识和治疗。
 
    吴尚先的创新精神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,对古代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继承和发扬,使这一简、便、廉、验的治疗方法,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。
 
    民国以来,随着西洋医学的源源输入,自清代形成的中西医汇通思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其时出现的衷中参西学派,为中西医互相取长补短,做出了有益的探索,并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术内容,作为中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,逐渐渗透到中医各科临床、教学和书刊中,成为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先行。
 
    历史上的中医学,一直是以民间的研究和发展为主流,政府实际对于医学的研究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,这为中医的学派形成、治疗技术方面的多样化创造了好的外部条件。但是,利弊相兼,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,也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,在僵化的人文社会环境下,作为自然科学一部分的医学甚至受到压制,一批社会精英不愿从事医学,直接导致清末封建王朝解体之后祖国医学一蹶不振,如形骸独立。